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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農民工薪酬困局
2012年的春節(jié)漸行漸遠，當喧囂的氣氛沉淀下來，能夠留存下來的最為清晰和深刻的記憶還是蔚為壯觀的春運浪潮。有人說，這就是中國文化———尋根、戀家;也有人說，春運的主體是農民工，春節(jié)期間勢如洪流的農民工返鄉(xiāng)潮只是在無言地告訴人們，城市對眾多農民工依然陌生，他們依然將自己的根定位在遙遠的農村。
中國區(qū)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肖金成，1995年就寫有《農民進城的正負效應分析》報告，對這一課題研究頗深。近日，記者就農民工話題對其進行了專訪。
農民工尷尬的身份界定
《中國企業(yè)報》：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由于產品外銷不暢，東莞眾多企業(yè)裁員減虧，大批農民工在城市無法立足、紛紛返鄉(xiāng)。2009年，經濟回暖，當?shù)仄髽I(yè)又因為短缺勞動力而四處招工。農民工就像潮汐，來得快退得猛。請問，在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農民工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肖金成：工業(yè)化催生出農民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大潮，這不是中國的特色，早期的英國、美國，后來的拉美、東亞四小龍都是這樣。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大量的農民從農村進入到城市，職業(yè)上發(fā)生了轉換，可是卻沒有獲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醫(yī)療保障，成了“農民+工人”。如你所看到的，當經濟繁榮時，企業(yè)能夠吸納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批農民工背井離鄉(xiāng)、撇妻離子，吃住在工廠進行打拼。一旦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成為企業(yè)甩包袱的最直接對象，不得不重新回到土地上尋找依靠�？梢赃@么說，在城市打拼的過程中，農民工被置于一個似乎永遠也擺脫不了的困境中：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發(fā)生了空間上的分離，也就是說他們的勞動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們的勞動力的再生產(即勞動力維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離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賴農村。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中國的經濟高速發(fā)展，但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yè)化是高度分離的。
人口紅利主體沒有收獲紅利
《中國企業(yè)報》：有人認為，雖然許多農民工一如既往地將自己的根定位在農村;雖然中國農民工和中國企業(yè)的關系實在不夠緊密，但作為中國人口紅利的主體，農民工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既然農民工為中國的GDP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什么在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大批人沒有成功實現(xiàn)角色轉換呢?
肖金成：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復雜，單從中國農民工和中國企業(yè)的雇傭關系尋找原因，就是薪酬過低。在中國，吸納農民工的企業(yè)多為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yè)，產品附加值本身就不高。農民工作為中國人口紅利的主體，又曾經在很長時間內呈現(xiàn)供大于求的局面，淪為廉價勞動力也就不足為怪。
具體而言，中國東部沿海地區(qū)經濟的發(fā)展得益于外向型出口產業(yè)的發(fā)展，其間勞動力成本低成為提高產品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出口產品的價格也低，使得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了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但這種優(yōu)勢卻是農民工在付出很多代價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于工資低，農民工的孩子無法享受城市的教育資源，成為遠離父母的留守兒童;由于工資低，農民工成了游離在家庭之外的人，無法享受到健全家庭的幸福。更為可惜的是，在農民工付出代價的同時，中國城市化的機遇也擦肩而過。
《中國企業(yè)報》：農民工的薪酬問題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能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嗎?據(jù)了解，重慶在城市化推進的過程中，個別地方高校要求一些農村學生將戶口落到城市，結果是這種“被城市化”的做法遭到一些農村學生的抵制。所以，就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而言，緩慢的原因是不是跟人們的觀念有關?
肖金成：我認為，農民工的收入分配問題很不合理，尤其是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第一次分配就是資本與勞動的分配，其中，勞動的主體是農民工。
農民只身到城里打工，家屬和子女留在老家，并非他們不想生活在城里，實屬無奈之舉。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勞動力供給充裕，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農民工報酬增長極為緩慢，農民工的勞動報酬一直保持在過低的水平。據(jù)了解，同樣辛苦的工作，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普遍要比務工地社會平均工資低很多。
馬克思曾經分析過，工人的報酬不僅包括工人個人的消費及提高自身能力的費用，還應包括撫養(yǎng)和教育子女的費用，以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這部分費用是在城市的生活支出而非在農村的生活支出。
但農民工的報酬中基本上不包括這一部分，他們沒有能力將子女帶在身邊，只能將其留在農村，由自己的妻子或自己的父母來撫養(yǎng)。他們不僅不能享受天倫之樂，還會使子女的身心受到傷害。如果農民工的報酬不能很快提高，農民進城工作和生活的欲望將大打折扣，那就不僅是“民工荒”的問題，就會延緩中國城鎮(zhèn)化的進程與現(xiàn)代化的進程。歸根結底，農民工的報酬過低，農民工得到的報酬只能滿足自己的溫飽，很難滿足其家屬在城里的支出，這才是一切問題的關鍵。
你所提到的農村學生不愿意農轉非的問題，我認為無外乎兩種解釋：一是土地增值及擔心喪失在農村的權益;二是他們對城市所能提供的就業(yè)及生活保障存在極大擔憂。
利潤并非只靠壓榨勞動力成本
《中國企業(yè)報》：企業(yè)的逐利性是不可更改的。據(jù)我所知，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已有一些外資企業(yè)將工廠搬遷至越南等勞動力價格更為低廉的地區(qū)。勞動力價格和成本優(yōu)勢這一兩難問題是不是一個難以跨越的瓶頸呢?
肖金成：問題不會這么簡單。比如中國企業(yè)在非洲建廠，會從內地招許多工人過去。為什么?就是因為當?shù)氐膭趧恿r格遠遠高于雇傭中國工人的工資。現(xiàn)在，許多專家都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即勞動力成本是否就成為構成產品競爭力的根本因素?勞動力報酬的彈性到底是多大?據(jù)實際調查，美國勞動者的報酬是中國勞動者報酬的10倍以上，所以，即便將中國農民工的報酬提高一倍兩倍，也不會影響中國產品的競爭力。
眾所周知，中國企業(yè)以支付農民工低廉的工資所換取的產品價格優(yōu)勢，真正受益的是美國、歐洲發(fā)達國家的居民。然而，即便美國和歐洲國家消費了無比便宜的產品、導致了無比嚴重的浪費，他們并不感謝我們，動輒就給中國政府和企業(yè)扣上“傾銷”的帽子。中國企業(yè)實在應該從這些現(xiàn)象中獲得一些警示。
《中國企業(yè)報》：面對蒸蒸日上的蘋果，近日有人指出，它是借道富士康在中國建立血汗工廠才發(fā)跡的。美國相關組織來華調查后，承認這些代工廠存在問題，譬如代工廠的利潤被極度擠壓，中國工人(多數(shù)為農民工)的薪酬和勞動強度極不相稱。如果蘋果針對調查結果在企業(yè)利潤的分配上有所改變，能否對中國的相關企業(yè)產生示范效應呢?
肖金成：中國的人口紅利成就了中國經濟，也一定程度上惠及了歐美等國家，唯獨虧欠的就是農民工。據(jù)統(tǒng)計，從1978年至2004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農民工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制造業(yè)方面，我國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在改革開放的發(fā)源地珠江三角洲地區(qū)，農民工的工資曾經10年間沒有上漲。
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現(xiàn)象首先表現(xiàn)為勞動力價格嚴重滯后于經濟增長。被壓低的勞動力報酬難以彌補消費、住房、醫(yī)療、子女教育等成本，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出。
至于蘋果能否以美國的標準規(guī)范在華代工廠，我們現(xiàn)在還不得而知。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蘋果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擁有低成本，在中國的銷售市場擁有高價格。如果蘋果能讓中國工人的薪酬回歸相對合理的水平，自然善莫大焉。如果真這樣，對于中國企業(yè)的啟示就是：利潤并非只有壓榨勞動力成本這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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