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微觀視野下中世紀英國黑死病對民生的影響論文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是歐洲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瘟疫，它大規(guī)模爆發(fā)于1347-1351年，持續(xù)了近一個世紀。黑死病是一種鼠疫(Plague , Pesos)，即由鼠疫桿菌(Yesinia pesos)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的傳染病。主要分為三類:腺鼠疫、肺鼠疫和敗血型鼠疫擴散，黑死病由歐洲大陸渡過英吉利海峽傳入大不列顛，"1349年5月，瘟疫到達了英格蘭北部并于21日抵達約克城，英國全境淪陷。
一、黑死病與人口銳減
黑死病流行的最大特點就是傳染性強、死亡率高，它以腺鼠疫、肺炎鼠疫和敗血癥鼠疫三種鼠疫混合的形式傳播。中世紀以教會為主導的醫(yī)療體系作用有限，醫(yī)療條件惡劣，難以應付如此猛烈的大瘟疫。英國著名政治家托馬斯·莫爾曾在書信中感慨說:“我相信，血戰(zhàn)沙場也比呆在倫敦城內要安全得多”州。喬萬尼·薄迎丘對黑死病的傳播狀況也進行過描述:“任何高超的醫(yī)術，一切特效藥品，都對這種病毫無效果。……這種瘟疫極易傳染，健康人只要一接觸到患者就會立刻被傳染，就像干柴或是帶油的東西遇到火苗一樣一發(fā)不可收拾。事實上情況萬分嚴重，遠不是如此而已。不要說與患者談話、打交道會傳染送命，甚至只是觸碰患者用過的衣物，也會被傳染。……這場傳染性極強的瘟病不僅在人群之間相互傳染，人類以外的其他動物只要接觸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任何東西，也會立刻染病身亡。348年8月初或中旬，黑死病開始在英國蔓延。1348年10月，瘟疫在多爾塞特郡蔓延，并且在12月和次年1月達到高峰，直到1349年2月勢頭才漸弱。隨著天氣變暖，瘟疫開始以洶涌之勢席卷全國，南部諸郡首當其沖。3.4.5月是牛津郡最慘痛的日子，牛津城大約有43%的人死去，全郡的死亡率達到了2500-37000白金漢郡的苦難歲月則從5月持續(xù)到9月。該郡懷卡姆伯堂區(qū)的僧侶死亡率達到了驚人的6000，居民中也有一半人死亡。漢普郡的溫徹斯特大約9000人中死了4000人，以至于墓地人滿為患訓。在溫徹斯特主教轄區(qū)的范海姆，這個由10個獨立村莊組成的英格蘭中部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地區(qū)，在1348年有3500人，而到了1349年夏天，740個家庭有185個家庭滅絕了，1349年余下的年份中又有101人死亡，整個地區(qū)的死亡率在40%以上;而在劍橋郡的三個村子，人口死亡率分別是53%、57%和70%萬帥石�！懊刻�，甚至每不時，都有大量尸體運往各個教堂，這樣教堂也沒有足夠的墓地安葬這么多的死者，……最后教堂的墓地全滿了，只好在四周挖一些大坑，把后面運來的數以百計的尸體埋進去。像裝載在船艙里的貨物一樣，尸體被一層層地螺起來，中間只填著薄薄的一層土，直到把整個坑都填滿為止。
由于缺乏人口普查資料，很難得到一個準確描述英國人口銳減的數據。在現有資料中，最有價值的`是教會的相關記載。1351年，受教皇克里門六世委托而做的統計顯示，在疫前的大約7500萬人口中，損失人數當在2384萬左右。東英吉利的人口死亡率最高，約為50%萬沛7。還有一種推算黑死病期間英國人口死亡率的方法:選取教士和下層民眾兩個階層作為分析死亡率下限和上限的依據，“與死者接觸較多的受棒教士的最大死亡率代表了當時總人口死亡率的上限，約為45%;而生活優(yōu)越的大領主的死亡率當為總人口死亡率的下限，約為2700;而作為普遍大眾的主要組成部分，鄉(xiāng)村勞動者的死亡率在40%左右;故而當時整個英國的總人口死亡率在30%和45%之間。其中倫敦在這場災難中有10萬人口喪生，總體上英國黑死病死亡率在45%以上，遠高于其在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的總損失。在這次大瘟疫中，英國人口遭到極大破壞，人口愈密集的地方死亡率愈高，城市比農村高，老年兒童比成年人高，最嚴重地區(qū)幾乎全部死亡。
二、黑死病后民眾生活水平的變化
黑死病爆發(fā)前，英國農業(yè)已進入“滯脹”階段，在進一步惡化過程中，黑死病的降臨導致英國人口銳減，勞動力嚴重缺乏，農民斗爭加劇，土地、人口和糧食之間比例失調。朱孝遠教授認為，要抵御黑死病這樣的自然災害侵襲，必須要有三個條件:健全的行政體制、足夠的經濟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化和精神上的支持，而這三個條件在黑死病前后的歐洲都不具備。所以，在自然面前人類就顯得既畏縮又萎縮州。黑死病加速了莊園農奴體制的崩解，商品經濟萌芽、成長，英國農業(yè)生產轉向商業(yè)性畜牧經營，為擺脫農業(yè)經濟蕭條的狀態(tài)，英國農業(yè)不得不開始調整經營方式、經營規(guī)模以及產業(yè)結構。
單就英國的人口變動而言，"1348年黑死病前夕，英格蘭、威爾士總人口在四、五百萬之間，1377年下降到250萬，1525年時英格蘭總人口仍然不足226萬。”勞動力的短缺造成城市敗落、大片農田荒蕪。在城市中，14世紀晚期英格蘭擁有人口在4千人以上的12個較大城鎮(zhèn)，黑死病后只有倫敦、考斯特、薩利斯伯雷和紐卡斯爾成功制比了大規(guī)模衰退，得以保持原有規(guī)模，其他城鎮(zhèn)則全都衰落下去，不列顛西南部和威爾士的廣大地區(qū)變成一片荒原。黑死病以后，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為民眾廣泛參與社會交往提供了契機。民眾走出封閉的鄉(xiāng)村，從一個村莊或者莊園里遷出，希望尋找更好的生存環(huán)境，或者可以隱瞞其農奴身份。由于勞動力缺乏，走出去謀生的人往往身兼數職。民眾身兼數職謀取到高報酬，收入隨之不斷增加。中世紀晚期，民眾收入不斷增加，自然會想到改善自身生活狀態(tài)，消費欲望也不斷多樣化。這些也在客觀上促進了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民眾生活消費逐步由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向追求生活質量的提高轉變;由自給自足性消費向商業(yè)化消費轉變。民眾生活消費水平是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它的提高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農村社會整體經濟水平和運行狀況。
黑死病后，英國人口減少了近2/5，諸多城鎮(zhèn)與村莊共同體衰落，甚至被棄荒蕪，從歷史中消失。由于勞動力缺乏，工資上漲，龐大的農民階層所屬的大家庭的消費能力卻在增長，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沒有隨人口的劇烈下降而下降。"1375-1520，嚴重的歉收只有一次，發(fā)生在15世紀30年代末。而14世紀經常發(fā)生的局部性嚴重的農業(yè)歉收在1440-1520年期間相當少見�！边@意味著社會消費能力的實力沒有受到嚴重打擊。黑死病后，人口沒有快速增長，而社會物質生產能力卻是增加的。農民階層實際上是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財富，通過與市場結合，自身逐漸商業(yè)化。他們在經濟上認同的是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在社會觀上認同的是競爭和能力，而不是傳統、等級和尊貴、英國農民在漫長的中世紀發(fā)生了質的蛻變。
三、黑死病后民眾心態(tài)的改變
黑死病對英國的影響不比于大量人口的損失，它所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影響是對民眾信仰方式的改變。教會的威信下滑，信仰出現危機，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統治秩序。同時，政府行政體制也遭到破壞，各方面不能有效控制，在社會治安上表現尤為突出。社會動蕩不安，經歷黑死病的沖擊，社會的法律秩序和信仰約束大大松弛，社會進入了某種無秩序狀態(tài)。大批政府官員撒手人寰，如在英國布里斯托的上層階層中，50%領取牧師薪棒的神職人員和30%的貴族、統治精英階層死掉了。偉大政府官員及令人敬畏的神職人員，不是病死就是重病，或因為沒有助手幫忙，不能執(zhí)行職責，造成政府和教會癱瘓，使得公共治安、日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亂狀態(tài)。城市里的法律法規(guī)和圣規(guī)幾乎蕩然無存，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掠奪和犯罪行為無所不在。隨著政治秩序的惡化，人們習慣于用暴力手段解決問題。在英格蘭，王室權力要比歐洲其他國家廣泛得多，而1349-369年殺人案件是1320-1340年的兩倍擴散。
黑死病的到來所引發(fā)的大眾心理恐慌，使得中世紀晚期英國人的意識被瘋狂的偏見和執(zhí)著所左右。醫(yī)學知識不足以解釋黑死病的致病原因，而驚恐萬狀的人們需要找到對災難的解釋，讓自己擺脫無邊無際的絕望。這催生出可怕的愚昧和畸變，人們將瘟疫歸罪于天譴，嚴重影響了民眾的正常生活。在死亡籠罩下，人們無比驚恐。黑死病之后，社會秩序失調，他們多趁機偷竊或從事其他的犯罪行為。在造成人們心態(tài)失衡的同時，黑死病也使人們犯罪心理急劇膨脹。災荒導致人們失去正常的生活信念和行為規(guī)范，“饑寒起盜心”是越軌心理的一種具體表現。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應該感到恐懼，因為歌革和瑪各從地獄中掙脫了出來，并且鼓動社會暴行和慫恿墮落的人們。”人們把目光從對天國的期許轉向對現世的關注，追求安逸與愉悅，追求奢華的服飾。伴隨這種享樂主義的是強烈的個人主義的出現。為了生存，有些人選擇和自己的妻兒老小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他們拒絕與任何人進行接觸，任何與死亡和疾病相關的信息很難傳到他們的耳邊。而另一些人則選擇暴飲暴食，對周圍的一切漠不關心。酗酒成為普遍現象，因為酒精可以使人麻醉，暫時忘卻對死亡的恐懼和因瘟疫襲擊失去親友的痛苦。這些所導致的后果是，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集體制度的動搖，傳統的社會、宗教和家庭紐帶的松弛，地主和貴族社會聲望的降低，以及他們管理法律和秩序的能力降低�！笆氖兰o后半期最顯著的特征是無法無天的流行，以及在民眾和思想界中對權威的反抗。
四、結語
在黑死病的沖擊下，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心理受到了強烈沖擊。中世紀的英國社會經濟發(fā)展，與歐洲大陸的法國、意大利相比較為落后，因此在黑死病降臨之際相關抵御能力處于弱勢。粗略估計，其人口死亡占其總人口的一半左右，所受打擊比歐洲大陸國家更沉重。黑死病過后人口銳減、勞動力極度缺乏。但其社會從黑死病的瘟疫創(chuàng)傷中迅速恢復，客觀上在瘟疫中幸存下來勞動力，即使保守估計也創(chuàng)造了等于黑死病前的勞動力價值。這樣，黑死病過后，社會人群的財產性收入實際上高于黑死病前，社會購買能力得到提高。農奴莊園體制在黑死病過后迅速解體，農業(yè)經營轉型商品性畜牧經營，社會上自由勞動力增加，促進了農業(yè)文明的轉型，社會實際在向商業(yè)運作模式的管理體制轉變。
但這樣的轉型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在中世紀晚期這場席卷英國的生態(tài)災難中，人們的恐慌與積習已久的偏見影響著當時社會的發(fā)展。面對災難，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人類只是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學會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尊重生命、尊重自然是人類社會發(fā)展永恒不變的真理。但事實卻是，黑死病后社會心態(tài)更加肯定與實踐“人定勝天”的思維模式，認為大自然是人類斗爭的對象，把自身與自然分離，其文明的心理精神態(tài)勢向物質化方向轉變，造成整個社會的功利趨向。由于文明模式與地理條件的差異，社會轉型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應當客觀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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